建筑论文优秀范文:莫高窟的建筑艺术多元化探讨

来源:建筑界编辑:黄子俊发布时间:2020-11-15 17:43:00

[摘要] 莫高窟石窟建筑形制的时代演化脉络和类型特征上反映出石窟艺术发展、空间需求、建筑元素的渗透和营造工艺技术的发展等角度的多元化特点。对我国石窟艺术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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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莫高窟是我国石窟艺术的巅峰之作,从莫高窟的建筑形制、石窟造像、壁画这三个方面入手,探讨莫高窟的多元化的艺术特征及不同时代和地域背景影响下的审美载体与形式构成,对我国石窟艺术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与艺术价值。

  关键词:敦煌莫高窟;建筑形制;石窟造像;壁画;多元化

  石窟艺术最先开始于印度,到后来向东传到中国,其表现形式为择山崖岩壁开洞窟,建造雕像。在所有的文化形式中,石窟艺术是较为特殊而且相对完整的一种,体现在:壁画、雕像、洞窟形制和构造、泥塑和摩崖大像等[1]。在中国,莫高窟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并成为中国四大石窟。敦煌莫高窟石窟的形制特点在吸收中西不同文化元素的同时,呈现个性化、多元化的艺术风格,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境内,开凿在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在国际上享有重要的地位。敦煌莫高窟开凿年代较早,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魏、北周、隋唐、宋、元等历代的兴建,迄今已有1638年的历史;二是规模宏大,现保存完好的洞窟492个,南北方向长度为一千六百米左右,上下五层的巨大规模。共有五壁画四万五千多平方米,三是雕塑、壁画十分精美,现存彩塑2000多身,壁画45000平方米,是世界现存的最大、最丰富的石窟艺术宝库。1961年,莫高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一、莫高窟建筑形式的多元化

  莫高窟石窟建筑形制的时代演化脉络和类型特征上反映出石窟艺术发展、空间需求、建筑元素的渗透和营造工艺技术的发展等角度的多元化特点。结合当地的自然条件在建筑形制上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施工难度以及保存时间,所以地形的选择多考虑有一定高度的丘陵山地,方便开凿和前来参拜的人群。其次,为了方便雕像和彩绘,在土质要求上多以石灰岩和山岩为主,硬度适中、质地均匀、耐风化。敦煌莫高窟洞窟环境干燥,通透性较好,周围自然景色秀丽,体现了地域性特色的石窟艺术的氛围。由于受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影响,莫高窟的石窟建筑形制呈现多元化的态势,总结起来可归纳为五种:一为龛型窟:该类石窟建筑空间形式比较简单,直接找准岩壁并凿龛,这种石窟并没有前廊,甚至前堂以及后室也没有,直接在中间开始雕刻,塑也罢、绘也好,最终形成佛像,其他地方多有较小的佛像、菩萨以及一些花纹点缀。主窟形制皆为矩形,正壁乃养佛之地。正壁两侧分布数个小室方便僧侣打坐修行。二为中心塔柱式,这种石窟类型十分常见,该类型起源于印度,并由当地的传统石窟经过不断演变而形成。最明显的特征是窟的最中间外观像是各种类型的柱子。环绕着柱子的是雕像以及画像、流传故事、飞天、多种动植物以及纹路。除此之外,前堂后室窟也分布较广:此类型石窟深受中国建筑风格影响,比如洞窟前侧为较为宽广的空间,好似前厅般,此处并未放置佛坛以及任何形式的巨型雕塑,目的是让拜访的客人做足准备。真正的佛像则刻在后方墙壁,除佛像外,飞天、经典流传故事以及菩萨等也是不可或缺的形式,比如敦煌石窟也含有该类型,像301以及307号洞。该类型洞在唐朝初期风靡一时。大厅式便属于第四种:伴随着造像以及壁画的不断演变,考虑到一些僧侣、信徒们拜访、修行的便捷性,此前的小龛室已经远远达不到要求,在此种背景下大厅式穹形应运而生。像莫高窟内一些较大的壁画、雕像、经变图、礼佛图等皆见于此类石窟。最后一种为大像窟,顾名思义,窟内佛像巨大,而莫高窟九层楼就位于窟外。总而言之,受汉地建筑文化的影响,敦煌莫高窟石窟建筑形制和审美从最初对外来建筑的模仿逐渐演化为具有中原文化所向往和习惯的建筑空间形态。

  二、石窟造像的多元化

  丰富多彩的石窟造像构成了莫高窟石窟艺术的主体,据史书记载莫高窟于366年开始建造,当前仍然存在的石窟最早开凿于400年左右,经历过的朝代有北魏、西魏直至元朝,由历代艺术家和能工巧匠累积完成,因而石窟造像的题材和表现技法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艺术特点。从北魏开始,莫高窟的石窟造像由单身像发展至多身像,由这一时期的造像特征来看,受西域影响很大,尤其是以龟兹风格为主。特点是人物面相浑圆,宽额大眼,直鼻薄唇,肢体粗壮,姿态端庄,表情沉稳恬静;人物的衣冠服饰有西域式、波斯式;壁画中人物面部极富晕染,使用了“凹凸法”,即以朱色层层叠染,再用白粉画鼻梁、眼睛和眉棱,以面部的隆起,用圆形晕染表示肌体的立体感[2]。传自印度的隋代塑像,人物面型丰圆,形体粗壮,显得头大、上身长、下肢短。相比于北朝的清瘦,显得丰腴了很多。到了唐代,莫高窟造像的服饰特点、审美特征、造像风格以及造像比例、制作技法、形象特征达到了极致。雕塑不再是单调的模仿,面孔多显祥和,表情庄严,衣服华丽端庄。天王雕像彰显雄性的躯体之美,给人以刚正、勇敢、坚韧之感;相反菩萨则婀娜多姿,丰腴祥和且面含微笑,衣着薄纱,袒胸露臂,形象酷似现实中的妇女。如第204窟的石窟雕像,头戴宝冠,胸垂璎珞,手足戴环钗,衣裙绘彩画,仪态温和秀丽。由于莫高窟石窟造像时代跨度大、规模可观、保存完整。工艺水平高超,特定的人物形象依靠不同的服饰搭配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风格。敦煌莫高窟彩塑在中国雕塑艺术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金维诺著《敦煌艺术在美术史研究上的地位》将敦煌彩塑定位为衡量其他地区雕塑艺术时代风格的重要准绳[3]。从造型艺术和表现形式入手,挖掘其文化内涵、审美价值和时代意境的多元化特点。

  三、壁画艺术的多元化

  敦煌壁画指的是在石窟甬道、四壁及窟顶上所绘的壁画。壁画吸取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精髓,单从风格特点来说,壁画很好地结合了国画的浓墨重彩、线描、以形写神等特点[4]。线描是一种造型手段,我国的书法家、画家皆擅长于线描,敦煌壁画同样运用了线描,表现的内容更为概括。远古的新石器时代受仰韶文化影响下的彩陶纹饰中的编织纹、几何纹,商朝与周朝的青铜器上分布的夔龙凤纹、云气纹,直至西汉年间帛画运用的线描,能够清楚的展示线描的继承以及演变。敦煌壁画就很好的保留了这种表达方法,本身的特征得到很好的表现。中国画家在创作构图时都注重装饰点缀,这个优点一直传承下来。初期的壁画上,对于如何布局人物是非常考究的,采用手法也多种多样:反复、平均、重叠、交替等,分布合理、有轻有重,不断变化却又合而为一,有结合也有矛盾,无处不体现了匠人令人叹为观止的造诣。自古以来,国画强调色彩,比如彩陶注重黑和朱的运用、漆画突显红绿的相互衬托,以及帛画的五彩斑斓,这些经典无不彰显工笔重彩的魅力。壁画在颜色的运用上,色彩大胆丰富,浓墨重彩,这种手法可以让形象更为强烈、明亮、充满气势,也满足色彩一致的画面感。以形写神才是国画的最高要求。敦煌壁画把以形写神体现的淋漓尽致,无论是哪种主题或者人物形象,最终目的还是展现及烘托主题思想,因此上文提到的线描以及重彩,也是为了通过“形”表达“神”[5]。整个壁画的创作周期非常久,因此风格形式各异,随时代而变化。从最初的创作直至元朝,壁画风格形式也在不断发展以及演变,在这么多的朝代中,当属魏晋南北朝以及唐朝的壁画外表多变,并且在艺术运用上也体现了中国汉朝绘画技法与印度绘画的多元性,通过画风也能够展现两国文化之相融。从壁画中可以看出铁线描手法已经运用自如,壁画中也越来越多的出现装饰图案的特点,并且效果自然、手法成熟。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秀骨清像”已经问世,画中人物修长笔挺,神采飞扬,艺术就是要反映一个人的内在,这种画像体现了当时士大夫们受玄学所影响,审美观出现了改变。时间来到了唐朝,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达到顶峰,从莫高窟中便可以发现这一点,无论是表达内容还是表现手法都呈现了全新的一面。表达内容大部分是讲述佛经,人物更为写实,强调整个形象的透视感,效果也更为形象生动。至于表达的技巧,唐朝壁画刻画人物注重真实性,比如人物身材比例要符合实际,表情严肃平静,人物形象则较为丰腴体健,这种创造风格体现了佛教艺术越来越与民族文化相交融。北朝以及隋朝表现方式也多是铁线描,唐朝开始慢慢的采用兰叶描绘的方式,后者更为自由洒脱。对线条使用的转变也采用虚实表达体积展现的淋漓尽致,画面呈现出的风格则由恢弘转为细腻。敦煌壁画不仅视觉震撼,而且极具艺术价值,是前人留下来的宝藏,应该深入学习和探索,除了宗教价值,敦煌壁画所具备的史学价值也是不可多得的,敦煌莫高窟蕴含着多领域的形象资料、历史文化,这些价值是无法估量的,这些价值让莫高窟不仅成为中国也是世界的文化宝藏,“墙上博物馆”名不虚传。还有一种为装饰图案画,显而易见,主要为了对洞窟内的一些建筑、佛龛或者彩塑进行点缀装饰之用。它不单单能够将壁画上的图案分离开来,却也好似一条华丽的纽带,将彩塑、壁画以及窟内所有建筑有机结合、交相辉映。敦煌,正可谓“华戎所交,一都会也”。敦煌莫高窟保存着从十六国到元代一千年间的500余个洞窟,4.5万多平米的壁画,2400余省彩塑。延续时间如此长,规模如此大、保存如此完好的石窟,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见的。从石窟内各种形象反映的时代特点,可体现出艺术本体所呈现的时空观;形象内容的考证、艺术风格的演变均体现多元文化交融的特点,总的来说是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艺术经典。

  参考文献:

  [1]龙红,王玲娟.论中国石窟艺术的设计艺匠[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2):99-108.

  [2]丁明夷.佛教小百科(艺术).[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120-121.

  [3]李虎.敦煌莫高窟彩塑研究综述[J].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8):8-12.

  [4]杨西宁,杜义涛,赵书城.敦煌石窟艺术元数据标准的设计及实现[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3(9):222-225.

  [5]冯振国,边中宇,鉴得与融合———敦煌艺术的多元化文化建构和色彩装饰性特征[J].艺术百家.2010(7):41-43.

  作者:李坤键 单位:合肥学院艺术设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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